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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宋朝开始重文轻武的起源——安史之乱至五代“藩镇兵祸”对此后中国千余年的影响

    (2019-07-21 08:44:35)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自宋朝开始,中原王朝开始重文轻武,武将的地位开始被被不断打压,其后果就是军备松弛,没有了相应的武力保护,中原王朝的繁华不过是周边各个部族眼中的一块肥肉。要知道在宋以前,中原王朝其实都是尚武的,那么,由尚武转向重文轻武的原因是什么呢?

    唐朝前期,皇帝们都是热衷于开疆扩土的,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都督府。这就是藩镇的起源。

    至唐玄宗年间,由于府兵制的彻底崩坏,募兵制开始取代府兵制,各节度使自行就地募兵就成为必然。自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其中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职业的流浪人、亡命无赖以及走投无路或无依无靠之徒。这些士兵一般都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世代以军旅为家。因为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士兵们对藩镇节度使的依赖性也极强,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于是,藩镇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亲兵部队,拥有了军权。

    安史之乱的爆发正是这种制度的体现,安史之乱以后,整个大唐藩镇割据,唐王朝不但失去了向外开疆拓土的实力,而且整个中原几乎变成了春秋战国,大唐朝廷开始无力控制四方藩镇,天下各路节度使尾大不掉,目无天子。这直接影响了此后千余年的中国历史进程。

     朝廷上,宦官们可以任意废立李世民的子孙;地方上,藩镇节度使们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和国土,他们可以不服从朝廷的调遣,自立于一地,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即便每有节度使死去,新立的节度使也不可能出自于天子的选择,那些节度使的部属们会推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新的节度使出来。这就形成了又一种局面。各路节度使的部下常常为了对掌握的权力进行一番再分配,而对节度使行使废立之权,结果杀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节度使们也成了他们手下手握重兵的大将们手中的一枚棋子。

    以魏博镇为例,田承嗣死后,魏博牙兵无人能制。平常欺行霸市,强取豪夺;杀人越货,官府无人敢管。二百年的时间里,随意更换节度使的人选。比如史宪诚、何全皞、韩君雄、乐彦贞,都是牙军们随意拥立。平常的赏赐稍不如意,就有可能被军士杀死,甚至是全族被杀。

    到了五代十国,此风气更是愈演愈烈,就由大将废立节度使变成了大将废立皇帝,事成则一起升官发财;事败,则被拥立的冤大头背锅。武人干政达到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顶峰。

    如:石敬塘做河东节度使时,他的部下就在他率兵出征时突然哗变,向他高呼万岁,意欲拥他为帝,石敬塘当时大惊失色,急忙下令斩杀为首的三十多名将领、亲兵以表示自己的忠诚。至于以后的儿皇帝那时后话。

    再有后晋大将杨光远率兵至滑州时,也有将校突然要拥立他为帝,杨光远斥他们:“天子岂汝等贩卖之物?”须发飞张,声色俱厉,这才喝止了他们的蠢动。大将符彦饶在瓦桥关守戌时,亦有部将欲“拥立”老符。其只得假装应允,然后暗伏甲士将这些人尽数杀光。

    后唐时,杨仁晸率军出征,军士皇甫晖等兴兵作乱,推举指挥使杨仁晸为统帅,杨仁晸不从,乱兵居然将杨仁晸杀害,皇甫晖提着杨仁晸的头颅来胁迫赵在礼为帅。赵在礼听说发生兵变,想爬墙逃走,被皇甫晖拉着脚从墙头拉下来,然后把刀架到赵在礼脖子上,把杨仁晸的首级给他看,还说,不从我们就如此首级。“赵在礼知道不可抗拒,才不得已答应。

    还有后唐明宗李嗣源,他率兵征讨魏州不得已叛变的赵在礼时,兵士哗变,结果与魏州叛军会合,居然劫持李嗣源,要拥戴其称帝,此时的李嗣源并无反意,还为此偷偷逃出了自己的军营,只是当时事态已成,此时回到朝廷表忠心也难逃一死,才将错就错称了皇帝。

    包括后来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其实与前面说的历次兵变没有什么区别。

    此时的武将简直就成了“武祸”,同为乱世但是与三国与南北朝相比,五代的武人们可谓毫无廉耻可言,投降叛变简直和吃饭一样普遍,对于五代的武人来讲,投降、叛变、拥立这种升官途径可比战场厮杀同强敌作战风险小多了,他们自然乐此不疲。就如后周世宗柴荣即位时,遇到契丹南侵,这时诸多大将不思退敌,居然要逃跑,在他们看来,谁当皇帝都一样,打不过就投降呗。惹得柴荣连杀70多员逃跑的将军才算稳住了局势。

    到北宋建立,这种“武祸”的局面已经持续了两百年之久,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自北宋起,历代中原王朝都对武人严加防范,不断打压武人的地位。

    然而,凡事不可因噎废食,限制武人没有错,但是把武人打压的一钱不值也要出大乱子的。

    唐以前,人们讲究的是功名只应马上取,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李贺的这首诗其实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对功名的写照,可是自宋以后呢?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的这首《劝学诗》代表的是宋以后人们对功名的态度,韩琦一句:“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更是给武人彻底定了性。从此,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看看狄青最终怎么被文官迫害致死就可以看出,抑制武人的出发点已经跑偏了。

    武人的地位一降再降,到明朝,戚继光对首辅张居正居然要自称门下走狗,武人的地位尊严荡然无存。然而仅仅靠道德文章能够击败侵略者吗?自宋以后的一出出、一幕幕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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